士兵•战争•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丘东平是一个异数。这并非因为他经历的丰富与气质的独特，也不因为他生命的短促和由此而来的创作生涯的短暂，而在于他的个性、人生与他的文学创作的血脉相连和亲密无间，揭示了现代作家另一种存在方式和自我实现方式。在丘东平那里，这种方式是如此的彻底和纯粹，使得丘东平以全部生命去拥抱他的文学，而以文学去证实他的存在、去标注他的生命高度。只有充分理解他的人生才能充分理解他的作品，反之亦然。
　　考察丘东平的人生和文学，我们发现，把两者紧密联系的纽带是战争，凝聚点是士兵。丘东平在短暂的一生中加入过农民自卫军、十九路军和新四军，经历过海陆丰农民起义、“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福建事变、茅山抗日根据地和盐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等。这种密集的与战争相关的记忆，给他的创作打上了独特的标记，他的成名作、代表作和遗作都与战争有关，战争成为丘东平特有的描写领域。他对战争拥有一种同时代人缺乏的近于直觉的敏感和热情，“知道什么是战争而且热爱战争，亲身参与战争”并“用整个心拥抱战争”[1]。对于丘东平而言，表达战争，不是一道人生选择题，而是无法回避的宿命。因此，如同士兵听从战场的召唤，丘东平义无反顾地投入战争，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在这个意义上，最后，他带着未及充分展开的长篇小说手稿倒在战场上、突然终止未及充分展开的生命，对他而言，就不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意外，而有着某种历史的逻辑的必然性。
　　
　　士兵与战争的表达
　　
　　丘东平对于战争的态度，决定了他进入战争的独特方式：他不是以后来者的身份从战争废墟中去开掘战争记忆或从战争文献中去建构战争想象，也不是站在观察家的立场对战争作隔岸观火式的报道分析，他甚至不是如战争难民那样以一种偶然的方式身不由己地卷入战争，他是主动地选择战争，并以士兵的身份进入战争。这使他获得了一个独特的表现领域和观察视角：在战争背景下，以战士的襟怀去表现战士的人格魅力抒写战士的悲壮命运，并藉此去表达战争思考战争。他的作品由此也获得了战士的品质和战士的风骨。
　　在同时代人的描述中，丘东平的个性有些特别，他真挚率性，桀骜不驯，不看眉高眼低，不懂折冲樽俎，情绪激烈时言辞甚至颇为粗鲁，喜怒形于色，总之，那种时时冒出的棱角，常硌得人不舒服。他的朋友胡风曾反复为他解说：“对文坛善于观察形势，随声附和，善于做遵守纪律的客厅的交际，对自己的朋友善于见风使舵，口头上表示积极，善于做取得信任的私室的交际，这样相互为用，才是无往不通的路，有的是从那时一直得意到现在的例子，但东平却正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他的‘怪癖气’，他的粗野的举动，总是对着他所认为的敌人或伪善的友人的，但也毫无心机，直率地爆发出来……至于对朋友，他却是虚心的，甚至有时候虚心得过分。”[2]这样的解说，意在替丘东平的独特个性寻找合理性，但在特别看重说话场合讲究说话方式的文人圈内，这样的解说仍然有些勉强。只是，他的个性的“不讨喜”，是我们以常人为尺度做出的评判，但这个标准不适合丘东平。有着多次军旅生涯、经历过几次战争的丘东平，见多了生与死，习惯了污秽与血腥，其思维方式和情感表达已经充分的士兵化了。士兵的爱恨情仇是靠手中的枪来表达的，这里没有任何的精致微妙含蓄委婉，也与察言观色虚与委蛇、打机锋掉书袋等等沙龙做派彻底无缘。它不矫饰不诈伪，指向明确，棱角分明，质朴而彪悍，粗鲁却强烈。因此，换另一个角度就不难看出，他的个性，实际是一种士兵的个性，体现了一种完整的透明的强悍的士兵人格。他的战友彭燕郊对此看得很清楚：“我宁愿首先把他看作一个兵。从他的作为一个人的风格到他的作品的风格都是兵的。行动着的兵，战争中的兵”[3]。丘东平的作品，就充满了这样一种士兵的感觉和士兵的质地。
　　作为一个士兵，丘东平对于战争的本质有着切身的体验和深刻的理解。他知道，战争不仅意味着断垣颓壁满目蒿莱，更意味着血肉横飞尸体狼藉，战争以一种直接的暴力在瞬息之间判人以生死，在巨大的战争机器面前，人显得过于弱小与无助，生命如草芥般被枪炮褫夺，无数的悲剧由此产生。他以一种阴冷粗粝的笔触，不避污秽地还原了战争的残酷血腥以及由此带给人的焦虑恐惧。战场上，“满地的弹壳、死尸——敌军的、我军的、难民的，鲜红的血发出喑光，空气里充满着血腥”（《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密集的炮弹依据着错综复杂的线作着舞蹈，它们带来了一阵阵的威武的旋风，在迫临着地面的低空里像有无数的鸱鸟在头上飞过似的发出令人颤抖的叫鸣，然后一齐地猛袭下来，使整个的地壳发出惊愕，徐徐地把身受的痛苦向着别处传播，却默默地扼制了沉重的叹息和呻吟，……”（《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在这种枪炮交织的火网中，士兵们“对于自己的生命，起初是用一个月，一个礼拜来计算，慢慢的用一天，用一个钟头，用一秒，现在是用秒的千分之一的时间”（《第七连》），而活着的士兵也已经丧失了人的感官本能，“吃饭，这时候几乎成为和生活完全无关的一回事。我在一个礼拜的时间中完全断绝了大便，小便少到只有两滴，颜色和酱油无二样。……我的鼻管里塞满了炮烟，浑身烂泥，鞋子丢了，不晓得胶住在哪处的泥酱里，只把袜子当鞋。我的袋子还有少许的炒米，但我的嘴脏得像一个屎缸，这张嘴老早就失却了吃东西的本能，而我也不晓得这时候是否应该向嘴里送一点食品。”（《第七连》）战争的残酷和灾难不止于战场，它肆无忌惮地播弄着战壕之外的士兵甚至无辜的难民。士兵不仅随意被“消差”，而且被连长的棍棒打得皮开肉绽，最终倒毙在空场边的草丛，而被打的理由仅在于连长要证明自己“正确”（《正确》）；无意中揭穿军官贪污埋葬费的士兵，和逃兵一道，如兔子般地被猎杀了（《兔子》）；逃难途中，面对转瞬间被日军刺杀的四个儿子，他们的母亲“面孔可怕地现出青绿，完全失去了人的表情，看像一座古旧、深奥而难以理解的雕刻”，她“像一只被袭击的狼似的冲进了一间门板开着的无人的商店里，直上三楼，从天台上猛摔下来，她的脑袋粉碎了，她落下的地点正在我的面前，溅得我满身的白色的脑髓”（《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
　　丘东平作品中众多跟欺压、掠夺、奴役、杀戮有关的场景和情节，深刻地书写了阶级对立民族对抗中生命的苦难和弱者的悲惨，有力地揭示了社会的破败饥馑、旧军队的腐败黑暗和战争的灾难。这样的笔法，在1930年代的新文坛，是独树一帜的。但是，小说如果仅止于此，仅仅为暴露社会黑暗而写苦难，仍与一般的左翼作家无大差异。丘东平的独特之处在于，这些在小说中更多的是作为背景而存在，在阴惨的战争背景下，丘东平着力塑造了一群士兵，一群肮脏的、卑贱的、普通的士兵，在面对强大凶残的敌人，面对一发千钧的危局的时候，他们的本性、品质、灵魂和命运。游击队通讯员林吉无法接受“少的死了，大的却逃了回来”的事实，无法为并非因自己过错而导致的失败宽宥自己，在巨大的内心痛苦的折磨下，举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通讯员》）；瘦弱的童养媳赛娥整天挨打受骂，生活在痛苦绝望之中，但这个被看作“多嘴”的卑微的小丫头，承担着为游击队递送情报的使命。在被保卫队抓住后，“伊坚决地闭着嘴，直到被处决之后，还不会毁掉了伊身上所携带的秘密”（《多嘴的赛娥》）；军人的天职在于服从命令，非常崇仰军长的中校副官充分懂得在军长军令已下的情况下阻止军长退兵、怒斥军长的不抵抗主义会是什么后果，但为了民族的生死存亡，中校副官无所畏惧地抗命，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中校副官》）；连长林青史得知他不会因为率部英勇杀敌打了胜仗而受奖赏，却会因为违反军纪而被枪决，在此生死关头，“他虽然知道自己的运命的危险，但是为了成全自己的人格，他决不逃遁，他坚决地回到营部去，在营长的面前告了罪”；同样，尽管在敌人的猛烈攻击下从战场上撤出了两个连的士兵，但营长知道他却会因丢失阵地而被枪决。为了军人的荣誉和尊严，他还是率残部返回。在与新四军司令告别的时候，“那坚硬的马一样的脸孔像一个古圣人的雕像，永远刻着那坚定、坦然的微笑的皱纹”（《友军的营长》）；为了彻底歼灭日本侵略者，连长黄伯祥命令炮兵向那间他熟悉的铺子，那间里面住着他五年没见面的父母、妻子、弟弟、女儿的铺子开炮（《给与者》）……这些人有男有女，有大人有孩子，有军人有百姓，他们几乎无一胜利完成任务，在力量悬殊的对抗中，他们无一不丧失自己的或亲人的生命，但他们都是真正的士兵，“是意志与铁的坚凝的混合体。”[4]。他们为自己的信仰和责任、人格和尊严而抗争而战斗，并且在战斗中实现了自己生命的崇高价值。
　　丘东平在塑造人物的时候似乎并不特别强调人物的籍贯，但他笔下的军人却有不少广东人，除叶挺、吴履逊等真实人物而外，《给予者》中的黄伯祥，《第七连》中的丘俊，《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中的林青史、高峰等等，作品都标明或暗示他们是广东人。对此固然可以给出作为广东人的作者便于塑造人物的理由，但其实这跟丘东平的一个观念紧密相连：广东人，尤其是广东军人，就等于男子汉。聂绀弩回忆说：“他很骄傲他是广东人。广东人，在他和欧阳山的意念中，就是男性，硬汉的代名。”[5]丘东平甚至在散文《吴履逊和季子夫人》中直接引用了这个公式：“广东人+男子汉+军人=吴履逊”。可见，作者之写广东军人，不在于他的家乡观念，也不在于塑造人物的便利，而在于他要塑造的就是一群男人，一群有担当有尊严、一诺千金一往无前的硬汉。战争是灾难，也是炼狱，作为个体，他们很弱小，很无奈，随时可能被残暴的战争机器所吞噬，但他们拥有巨大的道义力量和坚韧强悍的精神气质，即使一而再再而三地吃败仗，但他们的信念不会被动摇，他们的意志不会被摧毁，他们是真正的强者，在面对生死抉择的时候，他们那种坦然就义、从容赴死的气度，彰显了真正的人的尊严高贵和英雄的气概。所以彭燕郊说：“它们教给我怎样认识一个人，人的尊严，人的无穷力量是怎样形成并且在历史现实的要求下得到考验。”[6]作者通过这样的人物告诉人们，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和他们前仆后继的战斗，强大凶残的敌人必将失败，革命事业必将收获最后的胜利，中华民族必将迎来浴火重生。
　　
　　二、战争美学的建构
　　
　　对于自己的创作，丘东平没有留下什么完整的论述文字，今天我们仅能从他的书信和他同时代人的回忆中爬梳出只言片语。这中间，丘东平有一段为大家熟知的名言：“我的作品中应包含着尼采的强者，马克思的辩证，托尔斯泰和《圣经》的宗教，高尔基的正确沉着的描写，鲍特莱尔的暧昧，而最重要的是巴比塞的又正确、又英勇的格调。”[7]这段话表明，无论在精神气质还是在艺术特质上，丘东平对自己的创作都有着明确的价值追求。这种追求用今天的语言表达，就是致力于建构战争题材作品所应具有的美学品格。胡风敏锐地指出：“在革命文学运动里面，只有少数的人理解到我们的思想要求最终地要归结到内容的力学的表现，也就是整个艺术构成的美学特质上面。东平是理解得最深的一个，也是成就最大的一个，他是把他的要求他的努力用‘格调’这个说法来表现的。”[8]由于丘东平的过早牺牲，他的探索并未完成，他的战争美学的建构也是不完整不充分的，但是，丘东平作品的强烈个性和独特蕴含，使其具备了我们对他的这种追求进行梳理的可能。
　　丘东平进入文坛的时候，中华民族正处于最黑暗最危难的1930年代。围剿与反围剿，侵略与反侵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激烈，战争的枪炮声始终不绝于耳。但无论是革命者对统治阶级白色恐怖的反抗，还是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侵略者的反抗，都处于以弱对强的艰难局面，大批革命者的被杀，和国土的满目疮痍、中国军队的一连串败绩，是任谁都无法抹杀的事实。当丘东平选择从事战争题材创作的时候，就意味着他必须直接面对这种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丘东平是一个真诚敏感热情、有浓厚诗人气质的人，也是一个对于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怀有虔诚信念的人。前者使他要努力在作品中抒写反抗，同现实进行顽强的肉搏，以表达对于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的信念和希望；后者使他无法回避人民的苦难和民族的屈辱，于是，苦难和反抗之间形成的巨大张力，便成为丘东平战争美学建构的主要作用场域。作为一个自觉承担起时代和民族的使命、为解救人民和民族苦难而出生入死的战士，作为一个对作品的文学价值有非凡抱负的作家，丘东平无法再像他的前辈那样追慕文学的淡雅含蓄和谐圆融，于是，崇尚激情狂放，追求雄强的生命呐喊，锻造悲壮沉郁重浊驳杂的风格，几乎成为他战争美学建构的不二选择。从丘东平的创作实践来看，他的战争美学建构的基本策略在于：通过叙事的沉重与结局的悲壮之间的对立和相互作用，用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放大在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命运与意志的对峙和碰撞，从而突出人物强悍的生命力，彰显悲剧的崇高力量，奏响时代的英雄主义旋律。其中，遒劲的炭画式笔法，强烈的情绪投射，重浊驳杂的语言，构成了三个重要支点。
　　正义与邪恶两极对垒的尖锐，命运与意志剧烈碰撞的悲壮，应和着丘东平士兵式的直率粗犷，表现在笔法上，就是运笔不讲究结构的起承转合、感觉的微妙纤敏和文字的顾盼呼应，而是单刀直入，以粗线条的速写，在强烈的对比中刻画人物最具个性的侧面或最鲜活最闪光的瞬间。《红花地之守御》对农民自卫军总指挥杨望有这样一段描写：“他说话的时候，曲着五指，像抓住了一件什么，眼睛向前面直射，牢固的双颚互相地作着有力的磨动，磨动得很痛苦，以至嘶嘶地喷着口沫。”这段描写并未告诉我们杨望长什么样，却把总指挥那坚定的性格钢铁般的意志写得力透纸背。心理描写是丘东平塑造人物深化主题的重要手段，但即使是心理描写，他也拒绝细腻婉曲的工笔，仍然采取粗线条的勾勒。《给予者》中，面对倒在血泊中的女儿，小说这样描写黄伯祥：“他像一个高大、可怖的幻影似的对那女孩子的残破的身躯作着俯瞰，那阔大的背脊仿佛疲劳过度了似的稍微高拱着。……当他的下颚挨近那女孩子的额头的时候，他的全身遭了猛力的一击似的立即起了一阵沉重颤抖，——那失血过多的女孩子死了，大大的睁着绿色的美丽的眼睛……”这个无声的镜头，用黄伯祥作为保家卫国的士兵和慈爱的父亲之间的尖锐对立，揭示出他以自己亲人的生命为代价去消灭敌寇时心里锥心刺骨的疼痛。这样的心理描写，刀劈斧凿一般锋利有力，直抵人物的灵魂深处，有一种质朴遒劲的力量。
　　在丘东平那里，与炭画式笔法互为表里、紧密联系的，是贯注在字里行间的强烈情绪。丘东平的诗人气质，和黑暗现实与他所意识到的历史责任之间的巨大反差，使他常常无法让自己在理性状态下对人物和事件作冷静的精细的描画，他要以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去契入现实映照现实，去感受人生的苦难、体现时代的脉动。如果说，炭画式笔法是主观情绪的筋骨，那么，主观情绪就是炭画式笔法的魂魄，是叙事的内在驱动力。因此，伴随炭画式笔法的，就是忧郁悲哀焦虑紧张的情绪，它构成了丘东平作品的基调或底色。《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对一个文弱的中国平民与三个日军陆战队员之间的惨烈搏斗有这样一段描写：“那南方人最初就已经为他的劲敌所击倒了。但是他屡仆屡起，那穿着黑绒西装的影子在我的眼中突然的扩大，在极端短暂的倏忽的时间我清楚地认识了他抵扼着脊梁，弯着两臂向他的劲敌猛扑的雄姿。——三个日本陆战队和一个中国人，他们的黑色的影子在白昼的光亮里幻梦地浮荡着，他们紧紧地扭绞在一起，那南方人的勇敢的战斗行为毫无遗憾地叫他们的劲敌尽管在他的身上发挥强大的威力。最后他落在劲敌的手中——三个日本陆战队一同举起他的残败的身体，从窗口摔下去，那张开着的玻璃窗愕然地发出惊讶。”叙事中不时喷涌而出的抒情，写出了中国人民誓死反抗的悲壮，也抒发了对日本侵略者肆意屠杀中国人民的悲愤。有时候，叙事、描写和抒情结合得如此之紧，已经浑然一体无从分辨了。《茅山下》对根据地的山河有这样一段描画：“香草河静静的流着，像一条金光灿烂的带子，在鲜丽的太阳光下，炫耀地奢侈地泛起那细碎，耀眼的水波。——微风从茅山山麓的松林、苦竹、山茶、野栗，从那长长的红脚草与赭色的乱石堆之间，一阵阵徐徐地吹起，和太阳光互相渗透，荡漾着，在太阳光的浴抱中幻梦地吹出轻松、欢悦的调子来，使活泼的小鸟快乐得几乎在颠倒缭乱的飞舞中把翅膀折断，……葫芦草也快乐了，默默地吻着那河水。微风带着那欢悦的调子则缭绕于河根的高处，久久不歇地吹送着，吹送到河的两边，吹送到绵亘万顷的田野，吹送到整个的平原。于是麦子也快乐，青的丰盛的叶子从肥沃的土壤里流泉似的喷射出来，这青的丰盛的流泉，泛滥起来了！——青的……流泉的泛滥！青的大地！青的海！”这样的语言，浸透着作家强烈的主观色彩，是描写，更是抒情。
　　强烈的情绪投射落实到语言层面，就决定了丘东平一定要找寻属于自己的、具有特殊的色彩音调质地、与个人强烈的主观情绪相匹配的词汇和句式。聂绀弩回忆说：“他最讨厌庸俗的大众化论者，他常常说：‘我疑心他们要求的语言是猴子的语言，要求的作品是一张白纸。’”[9]这段话从反面说明，那种平淡苍白如一张白纸的、为迎合大众的理解欣赏能力而有损作品艺术表现力的、抹杀个性和风格的表达，是丘东平所不屑的。在这个充满苦难和抗争、荒谬和崇高的时代，面对着每天都在上演的杀戮或拯救、生存或毁灭的活剧，丘东平在语言上舍弃了通俗易懂、优美冲澹而强调奇崛的力量，追求对于人的心灵的撕扯撞击。他喜欢以主观情绪驱使叙事，在欧化的甚至艰涩拗口的复杂句式中，杂糅各种鲜明而对立的意象，以形成色味浓烈重浊、荡人心魄的语言效果。《茅山下》对新四军和日寇作战的战场有这样一段描绘：
　　细雨停止了，花山的尖顶压着云卷，红脚草和山茶的气味混和着令人颤抖的寒冷，从处处田野里的血淋淋的尸体发散出来的血的气味，在寒冷中传出一种坚凝的寂寞，凄苦的情感，令人凛然地追慕那历史的英雄突击的伟业，用战栗的虔敬置身于那红的血，雪亮的刀，灰白、紫黑、褐、赭的战马，和那寂寞、凄苦的褐的田野互相辉映的画景中，——对着敌人和自己都给予神圣庄严的赞叹与歌咏。
　　动静相间的画面，张驰有致的节奏，富有冲击力的意象，在全景与特写的切换中，在声色味等感觉的交接中，在现实征战与历史追怀的杂错中，将战场杀伐的血腥惨烈豪迈悲壮写得极有深度和气势。这样的语言，闪耀着钢铁般的清冷光泽，打着鲜明的丘东平个人的印记。
　　
　　丘东平与中国现代战争文学
　　
　　中国现代战争文学从1930年代开始起步，迄今已经历了约八十年的历程。它以大量作品和若干经典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题材领域，但较之农村题材等其它题材领域的创作，总体上的成就有限，与近百年来中国丰富的战争资源殊不相称。全面探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仅就丘东平作品对于中国现代战争文学发展的启迪意义作一点探讨。
　　丘东平从事战争题材创作的时候，正是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进行激烈搏杀的时候。尤其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因此，及时地充分地表现这场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民族独立的战争，并通过文学作品动员民众投入这场战争，是时代对作家提出的要求。对此，丘东平有着充分的理解，他满怀激情地说：“我们，从艰苦的环境中，从牢狱中，从压迫和杀害中留存下来的一些少数的文学朋友，我们对于抗日战争的期待也够了，——中国的青年作家们不会看不清楚，不会误解这个战争的，不会赶不上这个战争的，不会厌倦，惧怕，或逃避这个战争的，……”[10]所以，他不仅一再鼓动朋友创作战争题材作品，说：“‘写战争吧，我们写战争吧。’”[11]，而且自己立即参加新四军，投身抗战前线。
　　但表达战争，并不是一句口号或一腔热情就可以实现的。大多数作家缺乏军旅和战争经历，只能借助文献和想象来建构战争场景，他们往往“不能深切地了解这个炸弹满空，血肉横飞的现实”，因此对时代呼唤的响应，常常流于浮光掠影。丘东平就曾对抗战初期大量激情有余却难免浮泛轻薄的作品提出尖锐批评：“他们为什么不写出伟大的作品，以文学者的本行的工作遂行抗日的任务呢?他们为什么只是写了些鸡零狗碎的东西呢?他们为什么不曾使自己的伟大的灵魂发生感动，而竟然把惊天动地的民族革命战争大题小做地当作杂感、随笔、小品、短篇故事、片断的报告文学看待呢?”[12]丘东平对于军队和战争的切身体验，以及在军旅生涯中锤炼出的完整、透明、强悍的士兵人格，使得他顺利地迈过了生活的制约，在战争书写方面显出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但即使如此，创作环境的恶劣仍然让丘东平深感苦恼。倥偬的戎马生涯，使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思考战争，消化素材，从容构思。在与胡风的通信中，他感慨自己“生活太流动了”，无法有安静的创作来充分利用“新的人物，新的事件”[13]。因此，在中国现代战争文学开始起步的时候，战争文学究竟应该如何开展，并没有多少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可以说，丘东平的战争文学创作是在没有依傍的状况下摸索前进的。但是，他在战争文学写什么、怎么写等问题上的一系列思考和实践，为战争文学的健康发展确立了基本原则。
　　战争文学写什么？丘东平说，“写战争的东西是很容易的，只要没有怦怦碰碰，辟辟拍拍等字样就好了。”[14]如果不从字面上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并联系丘东平的创作实践，那么可以认为，在丘东平看来，写战争，重点恰恰不在写战争过程甚至战争胜负，而在于写战争中的人，人的命运和人的灵魂。战争是人类生存中最为惨烈的一幕，它把人类驱入希望与绝望、幸福与苦难、生存与毁灭交织在一起的炼狱，在求生本能和死亡恐惧的煎熬中，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去承受生命的磨难，去拯救自己的命运，去兑现自己的担当。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本性、智慧和力量都在一种不容回避躲闪的极端状态下获得了最彻底的展现。因此，战争文学创作的根本任务，本质上与其它题材的创作一样，也在于写战争状态下的人生，在于揭示人的本性和灵魂。丘东平作品的特质，就在于他通过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展现了战争背景下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揭示了人性的真和深。
　　比起写什么，战争文学怎么写是个更重要的问题。丘东平说：“我素来是反对大喊大叫的，因此你看我的文章中就找不出一句口号。”[15]显然，丘东平反对把文学等同于大喊大叫的标语口号式的宣传，坚持即使在最需要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参加抗战的时候，依然必须遵循文学自身的规律来建构作品。在各种人当中，丘东平最熟悉、塑造也最成功的无疑是战士。但即使是写奋勇杀敌的战士、慷慨悲歌的英雄，他也避免对他们作简单的符号化表现，而力图写出他们成长的过程，写出人性的丰富与复杂。在《茅山下》中，丘东平曾借人物之口表达自己对人物塑造的追求：“我追慕着一种时代的典型，我赞许那样的斗争者，他是那样的满身疮疤，他带着随胜利俱来的严重的疲乏，他是杜斯退夫斯基式的长而踉跄的黑影的出现。”在丘东平看来，胜利者的标志，不是勋章、鲜花和美酒，而是满身的疮疤、严重的疲乏和踉跄的黑影，因为后者深刻地昭示了胜利者为获得胜利在身心两面所经受的磨难、所付出的代价。这种人物塑造的美学旨趣，体现了丘东平对时代的独特认识，也体现了他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深刻理解。所以，丘东平笔下的士兵并非是天生的英雄，他们也会在构筑阵地的时候拆毁民房、把女人的袜子套上鼻尖、把书籍抛向空中、把酒和火腿填进肚子，也会愚蠢地站直身子张望在阵地上空侦察的敌机，也会不听军令、轻易地放弃战壕、疯狂地向敌人冲杀而去。即使是坚定的革命者，身上也存在着幼稚、脆弱、狭隘、居功自傲等种种非无产阶级的杂质。正如彭燕郊所说：“从事战争的人都是平常的人，经过不同程度的训练，但都还是很一般的人，有一般人的各种特性。”[16]当他们经受了战争的洗礼，他们就逐渐滤去了各种杂质而成长起来，这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英雄的诞生，如《给与者》中的黄伯祥那样。
　　战争文学自然要写战争，但从丘东平的创作中可以看出，这个战争不单纯指战场，更多地是指战争状态下的生活。长篇小说《茅山下》，从新四军的战场杀敌到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统一战线的建立，从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矛盾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对新四军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作了全景式的表现。尽管是一个未完稿，但它的宏大构思已经充分表露出丘东平对战争文学的深刻理解，这就是：战争不是生活以外的别的什么，而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写战争就是写生活。所以彭燕郊说：“对于东平，战争不是一种题材，不是一种场景，一个故事，战争只是生活，即使是被扭曲了的生活，也还是生活。”[17]在这个意义上，丘东平的战争文学可以规范为战争状态下的社会生活。就此而言，丘东平的创作所具有的意义，早已溢出战争文学的范畴而具有更普遍更本质的意义。
　　
　　丘东平由于过早牺牲，留下的作品不算太多，文学才华和远大抱负未及充分展现，这给我们理解他的作品带来不少困难。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文学事业是未完成的，他是战争的受难者；但另一方面，在民族最危急的时刻，他以士兵的身份投入战争，以士兵的感觉表达战争，并且在作品中将个人风格与时代旋律紧密结合，既揭开了战争残酷暴烈的本质，也预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必将在战争中浴火重生的未来。尽管他的作品还存在着缺陷，但这并不妨碍他以中国现代战争文学的最初的实绩成为这个领域的先驱者。在这个意义上，是战争催生了他，也成就了他。
　　
　　注释：
　　[2] [8] 胡风：《忆东平》。《丘东平文存》，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
　　[4] 丘东平：1939年10月10日《致胡风》。《丘东平文存》，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
　　[5][9][11][14] 聂绀弩：《东平琐记》。《丘东平文存》，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
　　[7] 郭沫若：《东平的眉目》。《丘东平文存》，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
　　[10][12] 丘东平：《在抗日民族革命高潮中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答塔斯社社长罗果夫同志的一封信》。《丘东平文存》，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
　　[13] 丘东平：1938年7月27日《致胡风》。《丘东平文存》，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
　　[15] 丘东平：1939年11月1日《致胡风》。《丘东平文存》，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