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悯与守护

　　三
　　佛家要世人破除“我执”，却并不要世人离弃现世，舍却众生，而是要以大慈悲的情怀利物济生，自度度人，因为人的行为因果相连、自业自报，人惟有去恶向善，自种善因，方能得到善果。换句话说，从消极的层面，人应该充分意识到自己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从而通过修身来约束自己，改过迁善，自负自责；从积极的层面，人完全可以通过奋斗和创造来体现对自我和对社会的责任，在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个人解脱和众生解脱的统一中实现一种超越时空的瞬间永恒，获得人生的大自在。这种观念，为世人在苦难的现世实现自我救赎自我守护提供了实践的可能和方向。
　　佛家的这种人生观念对开明派产生了深刻影响，引导着也规范着开明派文人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立场，使他们对于人生的态度，在出世与入世、退撄与进取之间，建立起一种独特的座标轴，并获得了一种奇妙的协调平衡，用朱光潜的话说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22]160-161。因为看透了生命的有限和世事的无常，所以他们普遍有着逃禅心理，远离世俗的喧嚣，拒绝政治的侵扰，回避人事的纷争，更从不参与论争攻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波又一波的与旗帜、主义、山头、宗派相关的论战，从来看不到他们的身影；而朱自清在江浙一带几年中换了几个学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不愿卷入人事纠葛。他们淡泊名利，洁身自守，在研读佛经、徜徉艺术、流连山水中努力营造闲适宁静而富有趣味的个人天地，企图以这种超脱的姿态去抵拒无常的侵袭，去调节心理平衡，抚慰心灵创痛，寻找精神归宿。在艺术和自然之中，他们也确实寻找到了心灵的栖息之所，他们笔下大量与自然和艺术有关的散文所传递的情思营造的境界那么澄澈超迈、平和宁静，那么富于禅宗所推崇的“乐道”的生活情趣和生活方式，正可从一个侧面解释佛学之于他们的影响。
　　但另一方面，看透生命并非看破生命，既然人生有涯，生命短暂，那么就更应该珍惜生命，宝爱生活，以有涯攻无涯，用生命的每一刹那去进行真正的创造，从而体现自己的存在价值。正如俞平伯在评价朱自清的《毁灭》时说的，对人生既要“撇开”又要“执住”，撇开的目的是为了执住，摒除私欲，关怀众生，积极进取，有为人生。而夏丏尊说得更彻底：“横竖‘无奈’了，与其畏缩烦闷的过日，何妨堂堂正正的奋斗，用了‘死罪犯人打仗’的态度，在绝望之中杀出一条希望的血路来!”[23]44以这样一种精神去投身社会实践，使得开明派文人在参与新文化建设的时候以关注现实人生、守护人的心灵的悲悯情怀而形成了他们的独特立场。从这里，我们真切的感受到了他们在参透生命奥秘之后的明达和智慧，坦然和勇气。
　　经历过五四新文化的洗礼，关注现实人生、关注受侮辱受损害的人们的生活，已经成为众多新文学作家共同的文化立场。他们或着力发掘病态社会中底层民众的精神病态，承担国民性改造的时代任务，或以人道主义的精神去批判社会的黑暗和罪恶，在或深刻峻切或声泪俱下的诉说刻画中，表达着他们的价值立场和人生态度。开明派文人对底层平民和他们平凡琐碎的生活状态的关注，在佛家观念的影响下，着力于人性的守护和人的心灵的擦拭，在对社会罪恶的批判、对底层平民悲剧命运的揭示中，平添了几分悲天悯人的温暖。
　　佛家认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大般涅槃经·如来性品》），“心性本净，客尘所染”（《般若经》）。也就是说，人心本来是清净的，先天地具有成佛的因性种子，但由于外界的烦恼世俗的杂念，遮蔽了内心的灵性慧根，使心灵的明镜被污染了。因此，人们必须向内心追求，拭去心灵的尘垢，转迷成悟，彰显灵明，从而修真成佛。佛家的这种心性论理念给开明派文人提供了一种人性观察的视角。他们注意到人类两种截然相反的生存状态，一种是成人世界的麻木冷漠、世故虚伪、自私残忍、戒备猜忌，没有同情、理解、关爱，也没有心灵的撞击和情感的交融。叶圣陶《这也是一个人》、《隔膜》、《一个朋友》等小说所揭示的就是这种心灵蒙垢的状态，朱自清在杂感《憎》中愤然鞭挞的也是这种人与人之间互相“漠视”、“蔑视”、“敌视”的现象。从他们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现象之普遍，不仅存在于不相干的路人、茶客之间，而且也存在于同学、同事之间，甚至存在于家庭的夫妻、父母子女之间，如朱自清所说是“遍满现世间的”。正因为如此普遍和严重，叶圣陶甚至用“隔膜”来命名他的小说集。另一种则是儿童世界的纯真鲜活，他们的天真烂漫、毫无机心，富于友爱和同情，恰成为成人世界的鲜明对照。也就是说，儿童世界没有受到“客尘”的污染，因而可以最完整地体现佛家所说的“清净心”和“佛性”。这两个世界，在价值趋向上截然相反，但本质上揭示的是同一个问题。对此赵景深看得很清楚，他说：“我觉得子恺的随笔，好多地方都可以与叶绍钧的《隔膜》作比较观。在描写人间的隔膜和儿童的天真这两点上，这两个作家是一样的可爱。其实这两点也只是一物的两面，愈是觉得人间的隔膜，愈觉得儿童的天真。”[24]182正因为如此，丰子恺在散文和漫画中不遗余力地讴歌“童心”，赞美儿童有着“天真、健全、活跃的生活”[25]113，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世间的人群结合，永远没有像你们样的彻底地真实而纯洁”[26]253,256。丰子恺甚至因此有“儿童崇拜者”之称。“童心”给被在世智尘劳的牵累下心灵日益疲惫残缺的世人些许慰藉，也给灰色病态的社会建立起一个鲜明的对照，但“童心”的获得并不是要抛弃世间的秩序道德、知识习俗，回归人类的童年状态，而是要认识人类的本质存在，守护人类的自然本性，守护“童心”，这就是丰子恺的“护心”说。丰子恺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中，画了六册《护生画集》，在画集之首，丰子恺写下五个大字：“护生即护心”。意思是说，人应对天地间的一切生灵持有仁爱之心，包括草木虫鱼。这种仁爱之心，“始于家族，推及朋友，扩大而至于一乡，一邑，一国，一族，以及全人类。再进一步，可以恩及禽兽草木。”[27]681在他看来，爱惜生灵体现了人类的同情和仁爱，如果随意虐杀生灵，那必然是丧心病狂、无恶不作之徒。在最艰苦的抗战年代，面对曹聚仁的《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因为现在需要的是救国杀生的说法，丰子恺期期以为不然，他强调说：“‘护生’就是‘护心’。爱护生灵，劝戒残杀，可以涵养人心的‘仁爱’，可以诱致世界的‘和平’。故我们所爱护的，其实不是禽兽草木的本身，而是自己的心。……无端有意踏杀一群蚂蚁，不可！不是爱惜几个蚂蚁，是恐怕残忍成性，将来会用飞机载了重磅炸弹而无端有意去轰炸无辜的贫民。”[28]656-657可见，护生是手段，护心是目的，通过护生，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戒除残忍与自私，养成善良、博大、容忍和慈爱的心灵。
　　提倡爱，用爱心来救治枯竭残疾的社会，是开明派同人的共同思路。朱自清、叶圣陶是如此，夏丏尊也是如此。他在翻译《爱的教育》的时候说的话至今依然言犹在耳：“我在四年期始得此书的日译本，记得曾流了泪三日夜读毕，就是后来在翻译或随便阅读时，还深深的感到刺激，不觉眼睛润湿。这不是悲哀的眼泪，乃是惭愧和感激的眼泪。……平日为人为父为师的态度，读了这书好像丑女见了美人，自己难堪起来，不觉惭愧了流泪。”尽管这是一本儿童读物，但夏丏尊强调，应该把它当作一般读物介绍给全社会，因为“书中叙述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感，社会之同情，都已近于理想的世界，虽是幻影，使人读了觉到理想世界的情味，以为世间要如此才好。”[29]42爱心，是这本书的关键词，也是中国社会现实中最缺乏的，所以夏丏尊甚至改变了原来的书名，而直接冠以“爱的教育”。
　　慈爱，对于宅心仁厚的夏丏尊来说，绝非一件时髦的衣衫或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和强烈的实践性指向。夏丏尊不仅以他的言论，更多的是以他一生的社会实践，在履行着他对人世爱的承诺。弘一法师曾经为夏丏尊精研佛理而未能在宗教修持上下工夫感到不足，一再用“事理不二”的原则加以启诱。在弘一的角度，这确实不错，但换一种思路，我们不妨说，弘一只见其一，未见其二。夏丏尊的精研佛理，“是把它当作苦难中的人类在自我拯救方面所创造的一种除却人们贪嗔怨恚无明烦恼的智慧”[30]117，但夏丏尊不仅要自我拯救，更要济世救人。他的最终没有皈依佛门，用丰子恺的话说是“因种种尘缘的牵阻”[31]159，这“尘缘”，正如前引丰子恺的回忆，说穿了就是夏丏尊割舍不下的俗世情怀，是夏丏尊源于慈悲心而自觉承担起的社会责任。章锡琛曾这样描述夏丏尊对《中学生》的付出：“为了这杂志，他绞尽了心血，每期都是自己拟定了题目，约人写文章，杂志出来不到一年，销行数就到了两三万以上。每一个读者写信给他，他都要亲自回答；所有的读者，他都看作自己的亲子弟；题目所提出的问题，像学术，就业，婚姻，以及其他一切的疑难， 他都要设身处地，替题目想得非常周到，谆谆不倦的告诉他们，因此所有的读者，都把他看作他们的慈父。”[32]可见，在另一个层面上，夏丏尊以菩萨行的信念去支撑自己施爱人间，普度有情，已超越了在家出家的分野，用佛家的菩萨行统一了“事”与“理”。只是，社会的苦难过于深重，个人爱心的奉献终难免如精卫填海，所以夏丏尊奉献了一生，也叹息了一生，“他至死没曾得到放开眉头无牵无挂的境界！”[33]57当然，这不是夏丏尊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
　　
　　站在历史的角度，在佛学文化已基本不再成为民族文化建设的思想资源的今天，对照近一个世纪以来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历史演变轨迹，我们来探究开明派那种带着浓厚佛学色彩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主张，似乎有理由觉得它过于理想化，过于书生气，也过于迂缓，只是，在世俗欲望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主宰、社会的道德底线也一再被挑战被突破的当下，回首开明派文人当年那种高洁超迈的人格精神，那种执着坚韧的理想追求，那种严肃认真的生活态度，那种以爱和奉献为核心的生命意识，我们也许会生出些不一样的感受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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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08ZWB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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